教育部自2018年開始推動「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實施計畫」，規劃藉由提供符合國際競爭之薪資待遇，吸引國際人才來臺任教，使國際人才之學術能量在臺灣學術環境扎根，提升我國高等教育之國際影響力。

本期評鑑雙月刊邀請獲得「玉山青年學者計畫」的國立臺灣大學（簡稱臺大）社會工作學系汪書華副教授，分享其學術經歷與主要研究領域，以及對於我國高等教育環境的觀察與建議。

問：請分享您的求學經歷與主要學術研究領域。

答：我從小生長在新竹，大學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後來到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攻讀婚姻與家庭服務的碩士學位以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的社會政策碩士學位，之後繼續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社會政策與政策分析的博士學位。我大學階段對於各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都很感興趣，後來大四到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當交換學生的經驗對我影響很深，我看見他們社會福利系統運行的方式，以及對人的關懷與尊重，讓我對於未來要走上社會工作這行更感到確定。從念大學到博士的過程中，為了探索未來要以什麼角色在社福領域工作，我曾做過9種工作或實習。其中，在大學畢業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於立法院擔任立法委員的法案助理，由於一般大學生對於政策實務的接觸會比較有限，這個經驗讓我看見政策的制定與修改能對人群的生活與權益有很大的影響，也讓我開始對社會政策的實務與研究很感興趣；另外，因為我對社工實務也很有興趣，所以也曾經擔任兒童福利聯盟高風險家庭服務的社工。很幸運地，在這些工作過程中，在很多前輩的身上我看到了許多模範，他們對於社會工作都很有熱情與理想，也用很有智慧的方式在改進弱勢的權益，這些楷模讓我感受到社會工作領域的熱情與力量。

在後來在擔任社工的過程中，我原先以為自己比較想從事的是與兒童與家庭有關的領域，但後來發現，家庭中的物質濫用、家庭衝突問題，背後經常都有一些經濟議題的脈絡。所以我後來比較著眼於社會救助的研究，想了解如何改善針對貧窮家庭提供的協助。此外，也因為我過去在做社工時，經常心裡會不少疑問，例如：為什麼我服務的家庭申請不到補助？社福系統為什麼是這樣設計？有沒有人透過研究去檢視這個政策有沒有效？我發現我在念完碩士之後，其實還是不太了解如何使用研究方法來評估政策成效，這也是為什麼我後來選擇繼續攻讀社會政策的博士學位，想學會如何以實證與計量方式研究社會政策。整體而言，我的研究領域主要在於針對貧窮人群提供協助的社會救助政策，以及因為受到博士班老師影響，所以也有進行一些移民相關政策的研究。

問：請問您回到臺灣的契機，以及身為女性學術工作者的困境與挑戰？

答：我於2016年博士班畢業後，在香港大學開始第一份正式的學術工作，2019年時我先生找到臺灣的教職工作，隨後到2021年我準備生第二胎時，因為家庭因素使我考慮在臺工作的可能性。我非常感謝臺大社工系與玉山青年學者計畫，除了提供我回到臺灣的機會外，也提供了我進行研究與教學的支持，這些支持對我來說真的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是感謝我先生與家人們的擔待與支持，讓我得以放膽前行，由於執行研究計畫時受時差的影響，以及助理或學生白天有其他的工作，常常會需要在晚上開會，感謝我先生願意擔起孩子與相關的家務工作。另外，研究工作也會需要國內外差旅參與會議與報告，感謝雙方父母親的大力支援，這些支持非常重要。另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簡稱國科會）現在也開始針對生育部分提供生育支持措施，也是好的發展方向。

鏈結東亞與歐洲 建置全球福利體制研究計畫

問：請問您目前主要的研究主題與方向為何？

答：我目前的研究是與多國社福研究者一同探究東亞乃至於全球福利體制的現代特徵，並聚焦於社會救助的系統。我之所以開始目前的研究可以說是因緣際會，當時在香港大學的學術休假（sabbatical）期間，去倫敦政經學院的研究中心進行短期交流，開始醞釀這個以模式家庭方法（Model Family Approach）研究歐美之外的福利體制的想法。那時正好有一位首爾國立大學的Inhoe Ku教授邀我與其他東亞及歐美學者去韓國參加他所舉辦的工作坊，並希望能夠在未來有更多的國際合作。在首爾國立大學的會議中，我向參加會議的東亞合作者提出我想要研究的主題，於是我們便開始了東亞六地的社會福利比較研究計畫。一開始比較像是一個延伸出來的子計畫，到後來這個想法落實成為一個研究計畫，並且有幸取得到香港研究資助局的經費補助，主要內容是以模式家庭的方法及新的分析方式切入東亞福利體制的研究主題，後來因為韓國Inhoe Ku教授邀集大家來出一本專書，我受邀撰寫其中的一個章節，沒想到這本書的編輯在讀到這個章節後，就邀請我到歐洲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Social Security擔任邀請講者。對於一個助理教授來說，可以到這麼重要的會議進行研究發表是非常好的鼓勵。而在我進行報告之後，在場許多我景仰已久的學者也很贊同這個不同過往的研究作法，分享他們覺得這個研究有趣與突破之處，這些肯定讓我更有信心這個方向的確能為社福領域帶來一些新的可能性。

後來準備回到臺灣工作，面對這樣的轉換，我不想因為工作轉換適應而讓研究腳步停滯，更希望能在工作上創造下個階段的展望，所以開始這個拓展到世界多國的全球福利體制研究。當時如果我留在香港，我應該還會繼續進行幾年東亞的研究，因為這計畫還有很多發現可以整理發表。但因為我在2022年左右準備回臺灣，所幸當時國科會有「2030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得以使學者能在就職前提出申請，所以我以先前在香港大學進行的東亞研究為基石並與歐洲的團隊合作，他們能協助計算產出20多個歐洲國家的數據，而我則連繫世界另外20多國的學者，區域上包括東南亞、非洲、南美洲、中亞、中東北非、金磚五國等，也很幸運這些學者聽到我的研究想法都願意一起來合作收集數據。透過這些數據的收集與研究分析，未來除了可以進行全球福利體制的討論外，也能進行一些地域性的討論，如：中東北非、前蘇聯國家、金磚五國等。這個計畫對我來說具有可能性與突破性，並且是一個過去比較少人嘗試的作法。感謝國科會的支持，以及加上玉山青年學者計畫的研究補助，使我在研究的啟動上，帶來非常大的助益。

問：請問您對於與國際團隊進行合作的心得與建議？

答：我開始這個國際團隊其實有點像是誤打誤撞，當時我對於這個主題有興趣、想要試著去進行的同時，剛好團隊的成員也覺得這個方向值得去嘗試，所以這個計畫有了開始。另一個情境因素與我之前在香港大學工作有關，當時系上的資深教授跟我說，香港大學對於學者的期待是能做到「international excellence」，這個期待也讓我比較有野心地去思考學術工作，我覺得我自己的個性是會認真做事但不太會強求自己要做到什麼成果，若不是那個外在期待，我可能不會那樣去鞭策我自己。不過在某種程度上，我是個會願意配合外在評鑑標準而努力達標的人，因為有了這個外在工作環境的期待，所以我在工作上開始思考如何能夠做出在國際上具競爭力的研究。此外，以前博士班的指導教授Neeraj Kaushal也對我說，學術上要做大家會讀與會引用的文章，這也是個讓我思考如何做得更好的遠因。因此當初在邀請其他學者一起進行全球福利體制的研究時，雖然有學術先進跟我說：「你要做的這個研究好有野心。」我會有點不好意思地覺得我算哪根蔥，好像讓人覺得我的野心很大，但如果只因為這樣，好像也不構成不進行這項研究的理由。

在領導國際團隊合作方面，我的經驗主要是邀請大家給意見，然後自己能夠有效率的產出成果，讓大家看到一起合作的工作是有產值與有未來性。我很感謝的是現在的東亞研究團隊不論合作者的資歷深淺，大家都會提出對於研究的架構與細節的建議。這些來自日韓新港中各國的合作者會幫忙找當地的研究助理，並且一起收集數據進行分析，我其實認為他們即便在文章撰寫的階段沒有給我太多的意見，他們的貢獻也已經非常重要了；但他們卻都還是很樂意給我很多批評指教與建議，使研究能更盡善盡美，我覺得學術生涯的路上或人生的任何階段，可以與能夠幫助你成長的人一起工作是很難得也很重要的事情。因為一個研究通常在第一作者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後，就差不多已經定案成形，但這個東亞的研究卻是由團隊大家一起激盪、共同成就的成果。現在的全球福利體制的研究計畫，合作者更多，大家在不同的時區，較難同時開會，這是我現在在努力克服的團隊經營新挑戰。

至於如何擔任國際合作中協助別人的角色（supporting role），我認為主要還是在於要讓你在智性上的貢獻（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不可取代。在我的經驗中，有些共同作者可能不怎麼看，或可能只會回覆「no problem」或簡單2、3點意見；但若我是共同作者，我一定會努力仔細地給修改上的意見，或去指出有哪些部分還需要進行討論。我覺得可能是受我個人的學術訓練影響，因為我的指導教授是一位非常認真的學術工作者，對研究的要求也很高，經常能夠在一篇已經修改無數次的文章裡，再找到註腳中可以修改的字句，或是在沒有追蹤修訂而她已經看過多次的語句中給出修改意見，這個精神也深深影響我。當初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念博士班時，因為當時系上只有提供三年的獎學金，第四、第五年都需要自己去籌措生活費，所以我第四年是跟3位老師工作才勉強湊齊生活費；所以後來開始積極申請獎學金，第五年時成功獲得了3份獎學金，教育部的留學獎學金也是其中一項幫我撐過博士班最後一年的重要資源。

整體而言，在與不同老師工作的過程中，你可以感受到每位老師與他們的合作者進行學術工作的方式不太相同，你能夠從中找到你欣賞的方式。我過去的老師說，你得以被列為共同作者是你掙來的，亦即如果你沒有智性上的貢獻，你就不會是共同作者。在這樣的學術經歷下，當我擔任協助性的角色時，會覺得這份論文已經寫的足夠完善之餘，也會再去思考還能做什麼？論文中還有哪些邏輯不通的地方？甚至在一些細節上，我可能也會再去確認表格資料的正確性。所以就協助性的角色來說，我會要求自己應該更有直接的貢獻，而我也覺得這樣的合作方式會比較有趣。

此外，也需要特別感謝教育部的玉山青年學者計畫，讓我能夠在就職第一年舉辦一個國際學術會議。當初受到首爾國立大學老師的邀請，很榮幸地連續2年都有前往韓國參加會議，也因此認識了很多學者，當時即希望能夠將這份感動帶回臺灣。終於在今（2023）年4月第一次自己舉辦學術會議，總共邀請了10位臺灣的學者，以及6位來自東亞其他地方的合作者，將我們這幾年合作的研究成果向大家呈現；也因為難得可以在同時間集合這麼多位在各地進行貧窮與相關政策研究的老師，所以大家在問答時間時也非常地踴躍，整體而言是一個豐富且能夠帶來刺激的會議。另外，我也很開心這些學者都願意空出檔期，讓我能夠透過這樣的機會反哺，這樣的國際交流是維繫國際團隊合作與開展更多合作的橋梁。

以體驗式學習 強化學生學習成效與實務經驗

問：請問您對於教學的想法與心得？

答：在我個人的學習經驗裡，我覺得一些具體的例子或經驗能夠幫助我學習的更好。所以在教學上，我會盡力採取所謂的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舉例來說，我之前在香港大學新開設一門「政策倡導實務」的課程，但因為我只有在臺灣與美國的政策倡導經驗，在香港的經驗是零，所以很難使用符合當地情境的案例進行教學。但當時我幸運地有申請到香港大學校內的教學發展基金（Teaching Development Grant, TDG），所以能夠有足夠的經費去邀請許多在香港各領域進行政策倡導的實務工作者進到課堂。在課程設計上，課堂的前半段會由我講述學理知識，後半段再由香港當地的實務工作者進行分享，並配合錄影，這些實務案例包括不同場域的倡導實務：社區發展組織、勞工工會、兒童福利機構、移民權益倡導組織、政府官員、律師、記者、學者等，共完成12個影片教材，供日後教學使用；此外，這份基金同時也讓我能夠聘任1位協助研究助理，陪我進行案例訪談，總共完成6個案例研究（case study）。我認為在教學上，這樣的案例對於學生來說會更具體、更有助於學習，學生們的反應也都很不錯。

我回到臺灣後所開設的一門必修課是「社會福利行政」。雖然我對於政策的研究、評估及設計都還算是有些了解，但我在行政部分的接觸比較間接。因此我也是採取與過去在香港大學時類似的教學方式，在課堂的前一個半小時由我講述課本上的學理，後一個半小時則分別找了在各個行政層級從事社福行政的工作者來分享經驗，來自區公所、社福中心、縣市政府、中央政府主管機關，甚至還找了過去曾擔任政務委員的馮燕老師，讓同學可以從微觀到宏觀的視野，去了解社會福利在實務中如何發生。因為過去學生有時候想到社會福利行政，可能直覺地會認為政府公務員的工作較為繁瑣，但我覺得透過這些實務的分享，同學可以看到公務人員在政府工作其實有滿多的理想性，針對政府要推行的福利政策，公務體系的公務人員其實有許多的可能性能夠去進行設計。也就是說，雖然政府已經立法通過相關的福利政策，但是如何執行，其實取決於實務的相關公務人員，透過這樣的案例，學生就能從中看出政府的能動性。假設我今天沒有找這些學者與實務專家進到課堂，課程內容可能會是我單純地講述課本的學理知識，但當有相關專家進到課堂，就能夠進一步地讓學生對實務有所認識，我覺得這些學者專家也像是來教導我一樣。此外，透過專家的實務經驗分享，也讓我在下一堂課講述學理時，能夠以上週學者專家舉出的實例來與學理進行連結，所以我覺得是很良性的互動與教學相長的機會。此外，這部分的課程內容我也會進行錄影，藉此累積更多的案例並提供未來教學時使用。因此在教學上，我是從自己過去當學生的經驗出發，去思考如何讓學生與讓自己得以學習更多，在各個相關領域上我其實也還在不斷地學習當中。

問：請問您如何在工作環境中建立人脈並與實務界連結？

答：在過去剛開始工作時、人生地不熟，我記得有一位快要退休的老師告訴我：「你再過一陣子就不新了，要趁現在自己還是新人的時候，去跟大家認識。」我聽了她的建議，分別跟所有的同事約著一起喝咖啡、或是坐在辦公室聊一下天之類，我覺得確實會有差別，例如：因為當時還不太有進行質化研究的經驗，當我教授研究法的課程時，我寄信給一位系上質化研究的專家，詢問她是否能提供給我內容不會太敏感的逐字稿給學生練習，但如果我今天根本沒有和她講過話，這樣的請求就會有點唐突。但經過交流，這樣的詢問就不會那麼突兀。所以後來在我希望能夠於新課程中邀請時實務界的專家時，我就去詢問我的同事，因為這些同事都很資深、認識很多校友，因此，透過同事的協助，我得以與這群很有經驗的實務工作者對接、認識，甚至後來我也開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網絡，能夠幫其他同事牽線。而在我回到臺灣後，有更多過去積累的人際網絡，感謝許多擁有實務經驗的校友支持與回饋。業界的工作者在累積非常豐富的實務經驗後，都很願意回饋與整理那些他們走過而不容易的路，他們的分享除了能夠幫助年輕的學生學習外，也能夠讓學生未來少走一點冤枉路。

調整培育與延攬人才策略 建置研究與教學獎勵機制

問：請問您對於臺灣高等教育環境的想法與建議？

答：我覺得在研究環境上現在面臨最大的挑戰是研究人力的問題。當然香港現在的環境不見得與我當時的經驗相同，但我以前在香港開出一個研究的職缺，可能就會有40至60人來申請，讓我可以找到研究的即戰力。但在回到臺灣後，我很感恩的是我在第一年有應徵到1位全職的助理，但後來她成功申請到國外的博士班讀書，所以後來是徵不到全職助理的狀態。因此，我現在大部分的研究計畫只能採化整為零的人海戰術，聘任了很多位碩士班與大學部的學生。雖然這是一種在沒有穩定助理人力下退而求其次的作法，但這些學生真的都很優秀、很認真，我認為臺灣的學生滿能處理一些複雜的問題，也會思考如何讓我們的研究更好，可以做得比我想像中更好。儘管有找到解方，但我認為就研究人員的多樣性上，現在的環境有點困難，因為我過去在香港，研究助理不只是來自香港當地，也不少是來自海內外不同區域，這是由於香港的研究助理薪水可以比臺灣的助理教授或副教授還高，所以對於有興趣到香港生活的外國人士來說，會有一定程度的意願從外地過來擔任研究助理。但我認為臺灣也有屬於自己的優勢，很多人認為臺灣的生活步調、生活品質很好，所以應該也會有人願意短期來臺灣工作2、3年。我在回來臺灣工作之初，有先去了解臺灣對於海外研究助理聘任的規定，對於工作者限制不少，特別因為社會福利領域本來就不大，很多學生畢業後會想先到業界進行實務，對學術工作有興趣的人不多，所以我不曉得在研究人才的需求上，規定上有沒有什麼更有彈性空間的作法，這是我目前觀察到環境可能有成長空間的地方。

最後，我其實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進行研究工作，至少到目前為止，我都很開心在做一些自己覺得有趣的事情。回臺後有玉山青年學者計畫的支持真的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如果在教學或研究上有一些額外的經費需要，可以用這個計畫的研究教學補助進行，讓腦中出現的想法能有經費落實，給予很好的協助。但就整體而言，很多人可能會質疑玉山學者計畫，認為它只針對某些族群會有公平性的問題，特別是許多已經在臺灣的優秀學者，或是在國外不符合玉山青年年資限制的中生代學者，卻沒有適合的計畫與資源能夠提供協助。雖然我個人很感謝玉山青年學者計畫，讓我至少這幾年的教學與研究能夠獲得支持，但或許就長遠來看，如果環境能夠提供所有人更好的誘因的話，對於認真進行學術研究的學術工作者而言，也會是一種很不錯的激勵與肯定。